发现逻辑链条很重要，如果只是摘抄的话，逻辑就会破碎，很多结论就会显得突兀 pic

所谓文化，便如同强制性地加在我们身体与精神上的模型，取掉这个模型，就像不穿整形矫正服就不能走路的患者，或许身心皆会坍塌。 可是，模型毕竟只是模型。既在变化，也能改变。改变生活习惯并非易事，但认识到那既非命运亦非宿命而只是“习惯”，总是好的。

正因为孩子数量少，所以育儿成为一项绝不允许失败的压力很大的工程。在这样的少子化社会里，女儿也像儿子一样被期待、被关注、被珍爱，成为投资的对象。被精心地养大的女儿们走上社会后，发现眼前是一个性别歧视的社会，不禁愕然震惊…… 这就是“女性主义重新启动”的背景吧。自然地形成了男女平等意识的年轻女性，压根儿没感觉到过男人生来就比女人优越这回事儿，她们没有任何理由要忍耐这种不合理的性别歧视，所以发出声音……此乃今日之现状吧。

女性主义并非是让女性成为强者的思想，而是一种“寻求让弱者以弱者的姿态得到尊重的思想”

当然，现今社会也给女性提供了在竞争中获胜的机会。讨厌当弱者、想要成为强者、能够成为强者、不愿承认自己是弱者、不能容忍装成受害者的女人们……很多女性在这么想。可是，如果我们知道，男人的“厌女”与“厌弱”(weakness-phobia)有着深刻的关联，那就应该能够理解，“成为男人那样”不应是女性主义追求的目标。

喜欢女人的男人的厌女症

色情文学的铁定规则是:第一，女人是诱惑者;第二，女人最后一定被快感支配。这种结构手法非常好懂。首先，“是女人先勾引我，可不是我的错”，男人的欲望由此得以免责。然后，即便是把不情愿的女人强行推倒在地的强奸，最后还是以女人的快感结局，仿佛在说:“怎么样，你不也得到快感了吗?”好像女人的性器是可以把所有的痛苦和暴力都转换为快感的无底黑洞。为男性读者制作的色情文学，最后的终极点不是男人的快感而是女人的快感，这个现象看似矛盾，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谜。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 恐同 厌女症

被插入、被得到、成为性的客体，这些说法的另一种表达，就是“被女性化”(feminize)。男人最恐惧的，就是“被女性化”，即性的主体地位的失落。

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的纽带，就是相互认可的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纽带。“你这家伙还真行”的赞许，便是这种主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可，也就是“好，让你加入到男人世界里来”的盟约。在这个由主体成员构成的世界里，如果出现了同性恋欲望，就可能相互沦为性的客体。 主体成员的客体化现象一旦发生，结果将会引发“阶层的混淆”。所以，可能导致性的主体者之间相互客体化的性爱欲望是危险的，必须被禁忌、压抑和排除。

塞吉维克还指出，由于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同性恋本来难以区别，所以对同性恋的排除便更加残酷。要否定自身本来有的东西，比起排除完全异质的东西，其行为不得不更为激烈。正因为如此，“那家伙是个同性恋”，就意味着丧失在男性集团中的成员资格，成为男人之间最大的辱骂。将不具有男人价值的男人从男人集团中 驱逐出去时，使用的表达为“同性恋”，即“像女人的男人”，这个女性化的比喻极具象征意义。男人对潜伏在自己集团中的“同性恋”的恐惧，也就是对自己也许会被当作性的客体即丧失主体地位的恐惧。所以，男性集团中对同性恋的搜索非常严厉。 这就是“恐同”。为保证男人集团的同质性，即保证每个成员皆为性的主体，这是必不可少的。

由此可知，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是由恐同来维系的。而确认男人的主体性的机制，是将女人客体化。通过一致将女人作为性的客体，使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相互认可和团结得以成立。“拥有(至少一个)女人”，就是成为性的主体的条件。

“拥有”一词很确切。“像个男人”的证明，就是把一个女人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连让老婆听话都做不到，还算什么男人!”这种判断标准至今仍然有效。所以，厌女症就是绝不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的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说，就是歧视、蔑视。

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建立在厌女症的基础上，由恐同来维系。这就是塞吉维克教给我们的精彩的理论。

比如，为什么战争中的强奸常常是当着其他同伴的公开强奸或与同伴一起的轮奸?在这里，性行为没有私密性。彦坂谛在《男性神话》(1991)一书中回答，战时强奸的目的是强化男人之间的连带感。 我们没必要发出“男人在那种状态下也能勃起吗”这种天真朴素的疑问。在那种状态下也能勃起，正是被同性认可–“好!承认你也是个男人”的条件。把女人作为共同的祭品，是男人之间增进连带感的一种仪式。

男人为成为男人而实践的同化与排除行为，不是单独一人能完成的。社会学学者佐藤裕在《论歧视》(2005)一书中尖锐地指出“歧视需要三个人”。对他为歧视下的定义，我稍加修改，这样表述: 歧视就是通过将一个人他者化而与共同行动的另一人同化的行为。如果把前面的“一个人”换为“女人”、后面的“另一人”换为“男人”，直接就成为对“性歧视”的定义。

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不是女人就是男人。在不允许中间项存在的顽固的性别二元制之下，偏离了男人世界，便等同于“被女性化了的男人”。

每当听到有人说“女人终于开始谈性了”，我头脑中便掠过一个疑问:那么男人呢?男人们真的谈过性吗?看似那么喜欢说下流话的男人，其实不过是在下流话的固定格式中谈性，男人的未经格式化的个体经验，其语言表达难道不是一直都被压抑着的吗?反倒可以说，固定格式对男人的性的主体化的压抑非常强有力。

于是，我们得知，担保一个男人为男人的，不是异性的女人，而是同性的男人。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需要的是认可自己为男人的男性集团。正如拉康一语道破“欲望乃他者之欲”，男人是通过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为性的主体的。所以，成为男人的途径，没有任何多样性。下流话成为一种固定格式，绝不可能成为第一人称“我”的话语，理由就在这里。 男人那么拘泥于勃起能力和射精次数，是因为只有那才是男人之间可以比较的一元化尺度。当我们叹息“男人的性多么贫瘠”的时候，我们必须追溯到更为根源的问题，即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途径本身，就是一种排除了偏离和多样性的固定格式。

塞吉维克将厌女症和恐同视为构成男人之间纽带的一组难分难解的机制。男人为了成为同性集团的一员、得到其他男人的承认，必须要证明自己“不是女人”。因为，在“欠缺对立”(privative opposition)的基础上成立的、作为“标准”的“男人性”， 只能以“被标识(marked)的女人性”的欠缺来定义。承认一个男人为男人的是男人，不是女人。为了证明自己“不像女人”，男人需要通过拥有女人而立于支配女人的位置。 所以，“拥有女人”就是“成为男人”。这个关系是非对称的，不可反转。将至少一个女人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是“男人之为男人”的必需条件，正因为如此，如果对女人控制失败，就成为男人的污点。“连让老婆听话都做不到”的男人、妻管严的男人，是被轻蔑的。 妻子的通奸，不但意味着男人管理的失败，还因为是“被自己养的狗咬伤”而让男人失去面子。所以，男人要对女人报仇，与其说是因为妻子的背叛，不如说是因为事关在同性集团中的“男人名誉”的问题。

关于恐同的原因，米歇尔·福柯(Foucault，1976)认为，是缘于“插入者”与“被插入者”之间性行为的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不是指阳具之有无的解剖学意义上的实物差异，而是指主动与被动、性的主体与性的客体之间的不对称。 由于这种非对称性，“处于女人位置”就成为男人的精神创伤，被称为“女性化”(feminization)。所以，同性恋男人成为“女性化了的男人”( feminized man )的符号。而且，如果男人集团中混有同性恋男人，就意味着其他男人有可能沦为那个男人的欲望对象而被“女性化”。 男人必须排除这种可能导致男人地位失落的危险，所以，恐同在男人集团中成为一种严厉的规则。而且，如塞吉维克指出，基思·文森特(Vincent等，1997)亦强调的那样，正因为每一个男人身上都潜藏着对其他男人的色情欲望，这种排除便必须更加严格， 而且还必须是一种自我审视和自我检阅。已有许多论者指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集团，同时也是带有浓厚的同性恋色情色彩的集团。男人之间的关系，用了多少性爱的词语来表达!如“男人为之着迷的男人”之类。在《叶隐》一书中，“恋”本来是指男人之间的忠君恋阙之情。

性的双重标准和对女性的分离支配——以“圣女”“娼妓”为名的他者化

而恐同，则可以理解为男人对男女界线的模糊暧昧而带来的不安所抱有的恐惧。男人们必须持续不断地证明，自己不是“像女人一样的男人”。

所谓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与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比如，男人的好色被肯定(如吉行淳之介、永井荷风等)，而女人则以对性的无知纯洁为善。近代一夫一妻制表面上称颂“相互对等的贞操”， 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把男人的“犯规”编入制度之中了(既然无法遵守，一开始就别发誓好了)，所以，另外需要充当男人的“犯规对象”的女人。

结果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对象”、“外行女人”与“内行女人”等常见的二分法。 每一个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女人，都有身体与灵魂，有子宫与阴道。可是，“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异化为仅仅为了生殖的人;“用于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的人。带着孩子的娼妓，就是因为扰乱了这个界线而让人扫兴。

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是支配统治的铁定法则。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他们相互对立，绝不允许他们之间产生连带感。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就是来自男人的“圣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再加上阶级与人种的裂隙。… 同时，军队里还有一类女性，即从军护士。当慰安妇在战场上护理受伤士兵时，慰安妇与护士的界线变得暧昧不清，护士为之不快。从军护士接受士兵的“母亲”或“姐妹”的角色，但拒绝被当作性对象。 “别把我当慰安妇”，成为维系她们尊严的骄傲和自负。这就是女人的“娼妓歧视”。被性的双重标准分离隔断的女人，一方蔑视另一方。

女人的性，被分离为“为生殖”和“为快乐”两种，相互对立，但都被异化。当然，压抑和榨取有程度的差异，其间还有等级和歧视的存在，但不能因此就可以为自己被当作“圣女”来祭奉而庆幸感激。 换言之，“圣女”和“娼妓”，是压抑女性的两种形态，无疑都是“他者化”。“圣女”要求“别把我当娼妓”，赤裸裸地歧视娼妓;与此同时，“娼妓”又怀着自己养活自己的职业女性的骄傲，悯笑“外行女人”对男人的依赖和软弱。

皇室的厌女症

在东亚儒教圈的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三个国家里，只有日本在选生男孩的问题上显示出不同的倾向。这三个国家都出现了少子化趋势，但在“如果只能生一个，希望男孩还是女孩”的持续性社会问卷调查中，韩国和中国至今仍然是压倒性的多数选择男孩，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 选择女孩的人数就超过了选择男孩的人数。不过，如果就此便下结论说日本的男女平等度提高了，则是过早。这个现象应该解释为:在日本，人们一方面对养育孩子没有信心，男孩教育费用负担沉重;另一方面，对高龄化社会的不安使人们期待女儿将来照顾老人(超过儿媳)。 这些因素导致孩子从“生产资源”变为“消费资源”，所以，日本进入了一个“养女儿更轻松”的时代。 当孩子成为不能期待收回养育投资成本的“消费资源”以后，“生女儿更能轻松地享受育儿乐趣”的想法，反过来证明了养育孩子的负担之沉重。与此相反，在孩子被视为“生产资源”(将来可能收回投资成本并从中获益的手段)的社会里，生男选择还会跋扈横行。对于日本皇室，男孩显然是“生产资源”。

当今的皇太子在娶雅子为妻的时候，媒体报道，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将竭尽一生全力保护你。”这句话，当时击中了多少日本女性的心!如果你也是被这句话击中过的女人中的一个，那证明你也是将“权力的色情化”身体化了的一个女人。“保护”，意味着将人关进围栏之中，终生支配。无论那个围栏是温室还是监狱，无甚区别。 果然，等在雅子前面的，正是不折不扣的“被囚之人”的现实。而且，当一个男人“保护”女人时，他的外敌常常是比自己更强有力的其他男人。“保护”，不过是“所有”的另一种表达，却成了“爱”的代名词，这正是“权力的色情化”。我没有嘲笑皇太子的意思。年轻的皇太子，应该是真心地用这个词来表达他诚实的爱， 可是，“保护”一词的含义，很明白地显示，男人的爱，只能以所有与支配的形式来表现。

同时，女人的爱，有时也表现为服从与被拥有。“我跟着你”“一生也别离开我”，这种表达就是典型。女人只知道，“爱”就是“勤快地照料他的日常生活”，一旦喜欢上一个男人，就到他的住处去，为他打扫屋子洗衣服做便当。 这正是近代家庭制度中的“照料照顾”的角色，女人的“爱”，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女人的此种举动，反映出主妇沦落为下层资产阶级的无偿家务劳动者的历史现实。若是贵族或资产阶级的子弟，女人一旦做便当，便应被视为侍女，而不配做妻子。

春宫画的厌女症

前面我已经说过，春宫画中的“和睦同乐”是一种固定模式。色情制品的基本设定是:女人任何时候都处于性交的准备状态，无须花费时间口舌，随召随应;同时，女方还是诱惑者，男人无须对结果负责。即女人寻求快乐，在对男人的服从中，她得到了回报。没有比这种设定对男人更便利的了。

同样地，在描绘女同性恋的春宫画中，所要表达的，是“男根之缺失”。为了寻求缺失的男根，女人们甚至用模型来替代，她们那种令人同情掉泪的痴态，很能刺激男人的欲望。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男人的“希望如此”的妄想:男根为将女人引入极乐世界的装置，女人必须从男根得到快乐，女人的快乐不应该从男根之外去获取。 如果这种男根中心主义是色情制品的常规模式，那么，春宫画的表象，就是象征性(非实物意义)的男根支配的定型化。画中所表达的，不是作为一个身体部位的男性性器，而是占据男人性幻想核心的作为符号的男根。

这与其说是对现实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男性性器的执着，不如说是几乎达到恋物癖程度的、对象征性男根的崇拜。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许多不解之“谜”。比如，男人对勃起障碍(ED)的恐惧、“伟哥”得到进口批准的前所未有的快速(比女性用口服避孕药的解禁迅速得多)，等等。 男根崇拜，女人根本就没与男人共有，尚未从此咒缚中解脱出来的，是男人一方。

在女性主义运动兴起的时候，为了挣脱男根支配，有一场“阴道高潮还是阴蒂高潮”的争论。结论早已尘埃落定。弗洛伊德说，不能达到阴道高潮的女人是成长失败的、未成熟的女人。 他是在命令女人必须从阴道得到快感，这就意味着，女人只有被男根插入方能有高潮。可是，争取女权的女人们反对弗洛伊德，宣布女人的快乐无需男根。即使更谨慎一些，也可以说，对于女人，阴蒂高潮与阴道高潮同样重要，阴道高潮并非唯一目标。

近代的厌女症

对“母亲”的最大侮辱是“娼妇”“未婚母亲”，也就是在男人社会即父权制社会中没有登记注册的女人，这一点颇具象征性。父权制亦即决定女人和孩子的归属的规则。属于一个男人，即在男人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的女人和孩子，被社会分配一个指定席位; 不是那种女人生出来的孩子，则不能在这个社会中得到登记。从登记婚姻中出生的孩子与从非登记婚姻中出生的孩子之间，至今还有民法上的歧视(最近开始用“婚外子”一词来代替歧视性色彩很浓的“私生子”“非嫡出子”等用词)。

无论怎样出生的，孩子都是孩子。但奇妙的是，政府最近的“少子化对策”虽然鼓励结婚、鼓励已婚女人生育，可哪儿也看不到鼓励“婚外子”出生的政策。这只能让人感觉，日本政府的少子化对策不过如此，实在太不够真格。也就是说，比起孩子的出生，还是保护父权制更重要。

在各种表象中，“娼妇”“未婚母亲”被描绘为“放荡”“轻浮”的女人，被指为“魔女”“恶女”。所谓“魔女”“恶女”，就是不服从男人的控制、在性方面过剩的女人。用当今的用语说，就是“行使性的自我决定权”的女人。如果不喜欢这种说法，可以换为“自由地使用自己的性身体的女人”。总之就是:“居然不经老子的许可!”

其实，大多数娼妓，不过是为了金钱不得不将自己身体的性使用权暂时转让给男人的女人，女人成为未婚母亲，大多不过是因为本应成为父亲的男人逃跑，或否认应承担的责任。她们中很多是父权制下的牺牲品。将原因转嫁到受害者身上，是加害者的一贯手法。

母亲与女儿的厌女症

女人有两种价值。自己获取的价值和他人(男人)给予的价值。在女人的世界里，后一种价值似乎高于前一种——酒井顺子的《败犬的远吠》(2003)一书这样告诉我们。在前一种价值不能期待的时代，女人们可能还活得轻松一点儿。但当今的女儿，两种价值都必须实现，母亲也变得这样期待女儿。

随着少子化现象，女儿成了“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在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里，很可能只有一个女儿或都是女儿。在这种情况下，对子女的教育不会有性别差异。事实上，像儿子一样被期待、被精心养育、接受着与儿子同等的教育投资的女儿为数不少。大学升学考试落榜后再次挑战的女生比率上升，也是这个原因。 可是，女儿还是与儿子不一样。女儿要回应母亲的双重期待，既要像儿子，又必须做好女儿。女性的选择可能性扩大的时代，同时也就是“作为女儿”和“作为儿子”的双重负担使女儿的负荷更为沉重的时代。

女校文化与厌女症

“学业分数”与“女性分数”，常常不一致。不仅如此，在对学校文化的研究中发现，这两种分数之间存在着“分裂相生”的关系。“女性分数”高的女生，周围原本没有期待她的学业，因为她已经拥有生存下去的“替代资源”。 西蒙娜·波伏瓦自述，她从小就被父母拿去与漂亮的妹妹相比，一直被教导，“像你这么难看的女孩，不好好学习还能怎么办?”学业分数被期待为对“女性资源”匮乏的弥补。 反之，学业分数低的少女，则试图以“女性分数”这种“替代资源”来立于学业优秀的女生之上。对成绩好的女生，她们嘲笑其“女性资源”的贫乏，挖苦她们是“丑女”“不懂男人”，同时她们自己积极地为时装化妆品等“女性资源”投资。不过，由于“女性分数”不是靠自己争来的，归根结底 是被男人选择(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由男人赋予的价值，于是，这些思春期少女便倾向于越出学校文化规范而出现性早熟的行为。由此，一个“矛盾”的现象便出现了:貌似反抗学校文化的早熟少女，却成为男人社会里被始乱终弃的性客体。

(除上述两种“分数”以外，女校文化中还有另一种“被女人接受的分数”。这种分数与以上两类又不相同。有的女生因为有股凛然的“男子气”而成为全班的英雄，有的女生很会逗笑而招众人喜欢。可是，她们总有一天要毕业。 离开女校之后，当年女校文化中的“英雄”，会因不知在异性恋制度之下该如何举止而经历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然后，她们痛切地懂得，被女人喜欢的女人，决不能得到男人的喜欢。

学业分数、女性分数、被女人接受的分数，三者的关系是扭曲的。女人的世界被这数种尺度分离隔断了。正因为如此，女人不会去建立一个像男人那样的、可用一元价值尺度测量的同性社会性的世界，也难以建立。

“东电女职员”的厌女症

作为管理职位候选人被录用的女职员们，初进公司时，因引人瞩目而被大肆宣传，可有许多报告表明，当时的工作现场却为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她们而苦恼。 《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实施后的第一代女职员留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证言。工作现场的困惑是:对这些女性管理职位候选人，是应该把她们与迄今为止的“女孩子”同样对待呢，还是应该视为“异形的男职员”?事实上，许多管理职位的女性，被要求扮演双重角色，“既要做出与男职员同等的业绩， 又不能忘记如女性事务员一般的细心体贴”。由于她们的录用条件和工资待遇与男职员完全同等，所以举手投足都被过度关注，周围的期待带给她们很大压力。同时，她们还得和其他一般事务女职员处好关系>比如，有的公司有个惯例，女职员轮流提早到公司，在上班之前把办公室的桌子都擦干净。 那么，管理职位的女职员是否也应加入轮班的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不让加入，她会在女职员中显得孤立;如果让加人，本人又可能会有不满。总之，在尚未适应女性管理职位的旧式职场里，她们是需要被小心翼翼地特殊对待的“易碎品”。同时，由于她们分散在各个部门，在所属部门是绝对少数，所以显得相当孤立。 有证言说A子在职场很孤立，这未必仅仅是由于她个人性格的特殊。 在这个时期，被寄予很高期待而被录用为管理职位的女性，由于太大的压力和不恰当的待遇而幻灭，最后丢掉优厚待遇辞职而去的事例不胜枚举。她们担心自己成为让人抱怨“女人就是不行”的先例，被迫承担男人的责任和女人的负担，结果是“再也干不下去了”。

在家庭中处于最弱者地位的女儿，其攻击并不直接指向强者父母亲。弱者的攻击，只是指向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不能反抗，是比自己更弱的弱者，是自己仅有的一点点领地。 相反，儿子的攻击性，通常表现为更单纯的“他罚”或对他者的伤害，两者形成鲜明对照。从这个角度来看，将自己身体如同扔进阴水沟一般交给男人的越轨行为(包括卖娼在内)，便可被解释为与厌食症、割腕等具有相同性质的自伤行为。

女人的厌女症

厌女症之于女人即为自我厌恶，但女人也有可能不将厌女症作为自我厌恶来体验，其方式就是把自己当作女人中的“例外”，将除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从而把厌女症转嫁出去。为此，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成为特权精英女人，被男人当作“名誉男人”来对待，即成为“女强人”的策略; 另一种是自动退出“女人”的范畴，从而逃脱被估价的女人身份，即“丑女”策略。或许可以说，前一种是“往上走”的策略，后一种是“往下退”的策略。

在由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支配的社会中，女人之间的友情，在“原理”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所有的女人，都为寻求向男人的归属而互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这里顺便提一句，似乎有人在想，既然有同性社会性欲望的“男人之间的纽带”，那么，与之对应的“女人之间的纽带”，也应该存在。 可是，在性别不对称的社会中，女人的同性社会性共同体是不成立的。因为，同性社会性共同体，有一个分配社会资源，尤其是成员资格的功能。女人欠缺社会资源，若想获得成员资格，(迄今为止)只能通过归属于男人的途径。女人之间也有非正式的集团，可把那种集团称为“同性社会性共同体”，只是一种错误的比喻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