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战争与回忆：三十五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

这本书是我在香港诚品买的。全书分成三个部分，本别是抗战时期重庆的女性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每个部分都是作者先来一段引言，介绍一下背景，引用一些宏观统计数据，然后是女性的自述。

引言的部分非常冗余，像写学术文章一样不断综述之前的文献，强调这些研究缺失了女性视角，因此这本书有多重要。这当然没错，但是真的没必要反反复复写十几页，所以我基本都跳过了。

作者根据受访者的经历，把她们分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三部分。不过每个人的自述里或多或少都涵盖了这三部分，只是侧重不同。不过在整理下面的摘抄的时候，我并没有像书里那样一个人是一段故事，而是围绕一个主题去摘取不同人的描述。从中我们既能看到相同，也能看到不同人因为种种际遇而做出的不同选择。

逃难

由於我是一個女孩，無權繼承家裏的財產，在父親過世後，他在江西的家人就趕到武漢來，收回了我們的瓷器生意和財產，只給了我們很少一點錢作為在日本人到來前逃離武漢的費用，之後就和我們完全斷絕了關係。

1938年9月初，我們正式加入了逃往四川的難民隊伍。那時，數十萬難民把武漢通往外地的主幹道佔得水泄不通。… 那時我17歲，母親38歲，我們兩個女人和一個小男孩，在逃難的混亂狀況下，正是強盜和流氓們睹準的目標。我們只能跟在難民隊伍真沿著主幹道往前走。因為歹徒們常常會襲擊落單的難民，尤其是婦女和兒童，我們盡力保持跟上難民大隊伍。白天，我們跟著人潮緩慢地朝前移動，靠隨身攜帶的乾糧充飢。晚上，我們就把唯一的一床被子鋪在地上，我和母親輪流在上面各自睡上幾小時。母親睡覺時，我放哨；我睡覺時，母親放哨。我們不敢同時睡覺，一是怕遭壞人的襲擊，二是怕脱離大隊伍。弟弟當時還不能走遠路，我和母親只好輪流背著他和行李走。

在來沙市的路上，我們遇到了兩個20多歲的兄弟，他們是從安徽省逃難過來的。當他們看到我們又要背弟弟，又要搬行李，苦不堪言時，他們向我們伸出了援助之手，幫我們背弟弟和行李。得知我們要去恩施時，他們也決定一起去。由於當時已經完全無法找到任何交通工具，我們只能走到恩施去。在從沙市去恩施的路上，逃難的人們只能在白天趕路。一到夜幕降臨，土匪們就會出來襲擊路人。那兩個兄弟說要和我們一起上路，讓我們心裏踏實了許多。就這樣我們一行五人加入了同去恩施方向的難民隊伍，一走就是幾個星期。快要抵達恩施的時候，我們還得爬80里山路上山，然後又得走80里山路下山。如果沒有那兩個兄弟幫我們搬行李、背弟弟，我們一家三口絕對無法平安到達恩施。

但是很快我就發現，那兩兄弟對我們的幫助並不是沒有企圖的。那個年長的哥哥盯上了我，想要和我發生性關係。想到我們一家三口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根本無法在如此混亂的逃亡中生存下來，我母親默許了他對我的性侵犯。 …我那時還只是一個17歲的高中生，對愛情、婚姻以及家庭也有美好的夢想，但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我的生活會變成這個樣子。戰爭摧毀了我的生活和夢想。

在從恩施去重慶的途中我懷孕了，那是一段漫長而艱辛的旅程。每到一個地方，我們都不僅要小心地提防強盜土匪，還要躲避日本人的轟炸。由於我們帶的錢都用完了，每走一天我們都得找個地方停下來，母親和那兩個兄弟去打點零工，為我們接下來的旅程買點吃的。就這樣，我們花了一年時間才走到重慶。在途中，我的第一個孩子，是個男孩，在我們艱難跋涉中出生了，成為了一個非婚生嬰兒。由於我在懷孕期間缺乏營養，加上又沒有休息好，這個孩子生下來體質就很弱。

社会

雖然抗戰期間我還只是一個女學生，但我都注意到了，很多下江人來到重慶，使當地的社會氣氛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外地人為重慶地區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新的開放文化。例如，下江人到來之前，重慶的婦女，包括小女孩，不管夏天有多麼酷熱難耐，很少有人穿裙子。下江婦女們不僅為我們帶來了裙子，還帶來了交誼舞和交際舞。就連傳統的旗袍樣式都改變了，下江人的旗袍兩側的衩開得更高，幾乎到了臀部，這樣走起路來腿能露得更多。風靡一時的女式捲髮也是由下江婦女引進到重慶來的。還有一個下江人帶來的新奇玩意兒，也是當時新時尚的標誌——褲襪，即重慶本地人所說的「跳舞褲襪」。作為一個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十幾歲的小女生，下江人帶給我們的新奇的物質衣食文化使我十分著迷。我覺得正是這些下江人的到來，引起了重慶地區的物質及社會現代化變革。

他們沒來以前，重慶人的早飯很簡單。我們的早飯逼常就是把剩飯剩來救在一起吃，叫吃燙飯。下江人來了之後，把油條、豆漿、饅頭、包子之類的早點帶給了重慶人。我第一次知道油條就是看見住在我們院子裹的下江人媽媽炸油條。油條炸好後，她們送了幾條給我們，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吃油條。後求重慶本地人也把油條、豆漿、饅頭、包子當作早餐了。不僅家裏吃，很多大小餐館也賣這些東西了。

紡織實驗區工廠裏的女主管都是下江婦女，她們都穿著旗袍，梳著漂亮的短髮。下江人的到來還豐富了松溉的飲食文化，帶來了上海菜和湖北菜，本地人也開始吃上海和湖北口味的飲食。實驗區的建立還為改善松溉的環境、清潔衛生以及區容區貌發揮了重要作用，把松溉變成了一個更富吸引力的小鎮。實驗區當局還想方設法美化松溉，在公共場所栽種綠色灌木叢和五彩花卉。蔣夫人很喜歡花，也命令實驗區當局廣為栽種。一輛輛大卡車滿載著樹苗和花苗，從外地運往松溉，我們工廠的所有開闊空間地帶都裝扮成了花的海洋。… 實驗區還建有一個農場、一個醫療診所、一所針對女性職工的學校，以及一所針對難民兒童的學校。所有職工都能在診所裏享受到免費醫療，這在實驗區以外是聞所未聞的。工廠還有圖書館，不僅對本廠職工開放，也對當地居民開放。… 我們都很感激蔣夫人在松溉建立了實驗區，為我們提供了就業機會，才使我們能夠應對八年抗戰的艱苦生活。

我入學的第一年，也許是因為這是一所女子學校，而且該校的人脈淵源是在湖北而不是四川，所以校長和當地勢力沒有什麼交往。結果，小偷們經常光臨我們宿舍，差不多每天學校都有偷盜現象發生。於是老師把我們這些女孩子組織成一個個小隊，每晚輪流在校園裏巡邏。就算這樣，在校園裏每天還是有人被偷走東西。學校只好聘請當地的一名警察來校園裏巡邏。不幸的是，這個警察不但自己也從學校偷了很多東西，更無法阻止盜賊的入侵和偷盜現象。直到我在懿訓上高三的時候，一個叫張樹生的青幫頭目的女兒轉學到我們學校以後，那些盜賊才沒有再來騷擾我們了。顯然，抗戰時期在當地社會中，青紅幫組織比政府及司法部門更有勢力。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隊強行抓壯丁服兵役，那也是一般老百姓深惡痛絕之事。窮人家的男青年是抓壯丁的主要受害者，有錢人通常可以出錢買窮人去頂替自己當兵。抗戰時期我父親就救過一個窮苦逃丁。那位年輕人是個農家男，因為家貧，十幾歲就到重慶來在一家鋪子打工當學徒，哪曉得店主人心黑，把他賣了去當壯丁，去頂替店主自己的孩子。他被強行入伍，用繩子捆起送到江蘇，後來找了個機會逃回了重慶。如果他被官方抓住，會被判死刑。我父親收留了他，把他藏在我們家很長時間，供他吃住，還給他衣服穿。我父親做了件好事，我們救了他的命。至今他都還很感激我們，還經常來看我，說我們家是他的救命恩人。

抗戰期間重慶的社會治安也不好，經常有軍隊路過，也有很多散兵游勇。我們做小買賣的，最怕當兵的。他們見啥拿啥，從不給錢。如果你問他們要錢，他們就會打人。只要軍隊一過路，我們做小本生意的連本錢都會掉完。因為我們家只有三個女孩，沒有男孩，我父母親在社會上常常受歧視，連錢都借不到。我父親去問別人借錢，人家不借，說你家連兒子都沒有，以後誰來還債？女孩最後都是嫁到別人家去了，不能幫你還債。

贫穷

我媽生我以前生過幾個女孩子。我前面的女孩子一生下來就被丟到尿罐裏，拿到荒坡上去活埋了。我出生時，父親不在家，姐姐央求我媽把我留下來，並答應她會幫忙照顧我，我才撿了一條命。

由於我母親一生中經歷的這些坎坷，她很早就開始不停地向我和妹妹灌輸這些想法：女人一定要去學校讀書，以後好當教習（老師），可以挣錢，能夠獨立生活。我母親自己沒文化，她所知道的女人唯一能夠從事的職業只有教書，因為她看見過一些附近鄉場上的外國教會學校有外國和中國女教師。儘管我母親明白教育是改善女兒們命運的最好辦法，但她卻無力支付我們上學的費用。我記得在父親去世後，為了減少家庭開支，我們女孩甚至不准吃晚飯，在我們家只有男孩可以吃晚飯，每天我和妹妹只能眼巴巴地看著他們吃。有時我的大哥哥會故意留點吃的東西在他碗裏，這樣我和妹妹就能吃到一點東西。

我進入川東女子師範大學時，抗日戰爭也快要結束了。大轟炸的高潮也過了，偶爾才會有日軍空襲的警報。然而，對於我們窮學生來說，生活並不容易。我們身無分文，必須處處想辦法應對生活中的種種挑戰。在大學期間，我們只能在河邊洗衣服和被單。物質緊張，肥皂屬於奢侈品，很難弄到，我們就用皂莢來代替肥皂。皂莢是一種樹的果實，含鹼，可以用來清洗衣物，重慶地區盛產這種樹。我們最好的洗衣工具就是我們的雙腳。每次要洗衣服時，我們就會到河邊，脱掉鞋子，在河裏的岩石上用雙腳踩踏來清洗衣物。在夏天，這是個很好玩的事，但在冬天，洗衣服就變成很恐怖的家務事了。冬天這裏的水溫非常低，下水後僅幾分鐘，手腳都會被凍得發紫，所以冬天我們就盡量少洗衣服。

在抗戰的最後幾年，重慶地區面臨巨大的物資短缺問題，包括照明用的煤油供給。四川是個農業大省，盛產菜油，所以抗戰期間菜油也被用於照明。雖然每個月我們都能領到幾兩定額分配的照明用菜油。但僅僅為了把油燈灌滿油，我們得步行八里路，到專門的商店，待打好油後再步行八里路趕回學校。學校安排八名學生共住一個房間，每個房間每個月可以分到八份油。我們決定只用四個油燈，並且規定我們寢室在非考試期間，每個燈只用兩根燈芯，而到準備考試複習的時候，每個燈才用三根燈芯。這樣，每個月我們都可以省下一些油，然後我們到附近的市場上去買回些紅辣椒，用省下來的菜油拌上很多鹽，把辣椒炒熟。這樣我們都可以用它來下飯吃，因為這些辣椒又辣又鹹，每頓飯只吃一點就可以了。這樣我們每月都可以省下一部分菜錢買其他東西。幾個月下來，我們都能省下好幾元錢來買布料做衣服穿。我在抗戰期間僅有的那件花旗袍就是用這筆錢買的，我們四個人都買了同樣小翠花的布料，我當裁縫來給大家做旗袍。我覺得這是我一生中擁有的最好，最漂亮的衣服了。

我讀女子師範學校時，生活全是國家包了的，而且生活還可以。我們經常可以吃到黃豆燒豬肉，米也很好，不像在復旦中學那樣，吃霉爛米。當時洛磧只有我們一所學校，沒有其他外來單位，所以學校可以從當地農民那裏買到大米和食品，還給我們發衣服用品。我當時選擇這所學校就是因為不用花錢。我六哥讀的商專、七哥讀的農業學校也都是不花錢的學校。否則，家裏是供不起我讀書上學的。

巴縣女子中學是重慶地區最好的學校之一，因而吸引了眾多有財有勢家庭的女孩前來就讀。這些富家女們傲慢而懶惰。舉個例子，即使在抗戰中，她們大多數人都不整理房間，連自己的衣服都不洗，而是僱當地農家婦女來做這些事情，更別說清理馬桶了。 …我有個同學的家庭來重慶以前，曾擁有武漢多家鋼鐵企業。因為她經常出去約會，又經常逃課，每到考試的時候都要來找我幫忙。我就給她輔導功課，幫助她通過考試。作為回報，她帶我到附近的餐館去吃麵。對我來說能上館子吃麵，在當時確實是很難得的享受。每當我有機會去餐館，都會在麵裏加很多醬油和辣椒油，這樣就能把麵湯帶回去，和朋友們一起分享。每次我把麵湯帶回去，我們就用這些又辣又燙、美味而多汁的湯來下那些粗糙而夾有很多沙子的米飯，我們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我初中畢業後就無法升學了，我父親沒錢交學費。為了幫助家裏減輕經濟負擔，我一定得工作。於是1943年我18歲時就找了一份教小學的工作，一直教到1945年抗戰結束。我做的是一份沒有工資只管吃飯的工作。教兩年書我一分錢也沒拿到。我只是可以在學校免費吃三頓飯，學校的伙食非常糟糕，每天都是吃「玻璃稀飯」—一稀飯清得可以照出人影來。我那時才18、19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可是我差不多天天都是在飢餓中度過。抗戰期間我們沒有油炒菜。我們就把炒菜鍋燒熱後，用麥稈先在鍋裏使勁擦一下兒，然後把菜倒下鍋裏快快炒一下，這樣就不會沾鍋。

抗戰時期找工作很不容易。通常都是要靠關係介紹。我的一位堂姐有個同學在江北一所鄉下小學當校長，她就介紹我去那裏教書。抗戰時期交通不方便，普通人的信息也不流通。我到了那所學校才知道，我堂姐的同學上學期是校長，但我去的那學期已經不是校長了，他沒有權利聘請我。我在那裏人地生疏，進退兩難。我離家去江北時，我母親借錢為我買了衣服和行李，我滿心以為我工作掙錢後可以還債。誰知我到了江北後才知道我不能工作。

抗日戰爭年間，重慶的生活很艱難。隨著像我們一樣的數十萬下江人的到來，這裏的物價被抬得高得離譜。即便你有錢，也很難在正規市場裏買到需要的東西。我教書的工資本來應該是每月三塊銀元，而拿到手裏的錢往往都只有一半，這還算運氣好的。校長和主任總要從我們每月的工資中抽走一部分。

我記得那時我一個月的工資只能買到一個牛肚。為了滿足家裏的需要，我不得不晚上再找些零工來做。中國社會向來是尊師重教的，然而抗戰期間，教師卻沒有經濟回報。正因為我是一個老師，去做體力活就會很沒面子，因此我不得不到那些沒人認識我的、很遠的地方去，隱姓埋名地幫人洗衣、做清潔，來賺點外快。如果我學校所在地區的那些人知道了我晚上做的這些事情，我很可能會因有辱教師這個職業而被學校開除。最後，我找到了一個在夜間織毛衣的穩定工作來賺錢。為了養活家人，我沒日沒夜地努力幹活。在抗戰後半階段，通貨膨脹嚴重到了極點。到發工資那天，如果校長一早就把錢發給了我們，我們一個月的工資就能買到一斗米。但是，如果校長去參加朋友的宴會，又去打麻將，直到下午很晚才回來，等我們拿到工資時這點錢就只能買到兩升米了。

我們沿著江邊岩石的天然斜坡，用竹竿子和竹席搭建起了自己的家。我們利用岩石河岸做棚子的後牆，用竹子編成的牆圍成我們「房子」的另外三個面。江邊很潮濕，一年到頭水都會從岩石縫滲出來，我們放在屋子裏的東西都總是很潮濕。冬天，寒風沿著江岸呼嘯著，潮濕的棉被不保暖，我們冷得無法入睡。所以，冬天大多數的夜晚，我都得把孩子們摟在我們懷裏，和我們睡在一起，用我的身體來為他們供暖，讓他們能夠睡覺，而我卻只能醒著熬過整夜。直到快天亮時，我才能眯一會兒，而這時我又該起來去工作了。夏天，潮濕和重慶極度的高溫天氣也使得生活痛苦難耐。在貧民窟裏沒有任何清潔措施，在這裏人與人、野狗、野貓、老鼠以及其他包括跳蚤和蟑螂在內的蟲子們共居。夏天，潮濕的江岸也是蚊子吸血的好場所。我們房子的竹竿子和竹席間有大量的縫隙，使得蚊子們能夠隨意進出，把我們的血當做豐盛的大餐盡情享用。

我和第二個丈夫結婚後，除了當奶媽，還繼續賣菜。抗戰期間重慶的道路大部分都不是水泥路。天一下雨，路上全是齊膝深的爛泥巴，行走十分困難，又濕又滑。下雨天出去賣菜，我的褲管都會黏滿稀泥，又濕又重。抗戰期間我只有一套破衣服，衣服褲子被雨水泥水打濕了也沒有替換的。我通常就是讓自己的體溫把衣服烘乾，然後把泥巴搓掉，等天晴了才洗衣服。衣服洗了後，我就把濕衣服穿在身上，到太陽下走路，讓太陽把衣服烤乾。

那麼，我婚後，在抗戰期間都幹了什麼呢？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參加聚會和打麻將！抗戰年間，重慶有財有勢的太太們聚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積極。我的常規麻將夥伴是中央銀行兩個副行長的太太和四川大軍閥潘文華的三姨太，有時大通銀行行長的太太和我姐姐也來參加。從週一到週五，我們輪流做東，安排麻將和晚餐派對。每週六晚都有舞會，我們整晚整晚地跳，一直跳到雙腿不能動彈為止。我很喜歡熱鬧，尤其是舞會。我們互相競爭，看誰辦的聚會和宴席最出色。

婚嫁

所有的親戚朋友都告訴我，工作對一個未婚年輕女人來說只是暫時的，而找到一個好丈夫才是一輩子的大事，一個女人的最好歸宿就是找到一個好丈夫。我想拒絕這樁婚姻，但家裏卻沒有一個人支持我。在巨大的壓力下，我很快就和劉先生完婚了。

到1943年我就20歲了，到了該嫁人的時候了。父親的姑姑為我安排了一椿婚事。那個男的比我大七歲，是個搬運工，靠幫人們從江裏擔水到各家裏賺錢謀生。那個時候，重慶城裏很多家庭都沒有自來水，都是靠挑水夫從江裏擔水到各家各戶來滿足用水需求。我父母覺得此人老實，就答應了這樁婚事，一點也沒有跟我商量。於是，我就在1943年底嫁給了他。

我婆家也不喜歡我外出工作，勸我辭掉工作，婚後我隨丈夫搬進了他家襄。儘管有一大堆僕人料理家務，但由於我是大兒媳婦，公公婆婆還是希望我能盡到一些職責，譬如幫著管家之類的事。我婆家很富有，不希望別人覺得他們的兒媳婦還要自己賺錢。為了保護家族的「臉面」，我只能待在家裏。我未婚的大部分時間過的都是現代女性的生活，也總是認為可以一直保持這樣的獨立生活。但我卻不知道，一旦辭掉了工作，我的社會活動和關係也就跟著被切斷了，我感到無比的失落和苦悶。我想脱離丈夫家的大家庭，去建立自己的家。但我丈夫是長子，他的父母堅決反對我們分家獨立生活。

怀孕

在大轰炸中，在市內到處不斷搬家的過程中，我懷孕了兩次，生下了另外兩個孩子。在抗日戰爭中做孕婦，生活太艱難了。我得盡我所能努力工作，為家人換回食物；此外，無論走到哪裏，我都還得就地種菜，經營好我們的菜園子，並從其他人丢棄的垃圾裏撿回可以吃的東西。可是隨著物價的飛漲，我們還是根本無法吃飽肚子。我在懷孕期間大部分時候都在挨餓，一旦有了吃的，我都得讓我丈夫和孩子們先吃。我的兩個嬰兒都是在日本大轟炸中出生的，所有孩子都是我在家裏，僅靠我丈夫的幫助，自己接生生下來的。抗戰期間，我們甚至連接生婆都請不起。而且我也知道，在大轟炸中我們即使有錢也可能請不到接生婆。

1940年，我們的第三個孩子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中出生了。生下他之後，我整整一天都沒有吃到東西，因為在空襲期間都不准生火做飯。由於沒有攝入適當的水和食物，我沒有奶水餵孩子，幾天後他就死了。

1939年我生下第二個兒子後，我又另外生了六個孩子，大都是在戰爭中懷上的。每生完一個孩子，我都只能在家休息一兩天，就又得回去繼續工作，好幾次我剛生完孩子就又得搬家。飢餓和焦慮把我和孩子們都折磨得痛苦不堪，最後六個孩子中只有兩個存活下來。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節育，女人的身體就是一台生孩子的機器，可悲的是，抗戰中我們的孩子大都死於襁褓之中。

上学

我7歲那年，母親成了一個名妓的保姆。這個名妓在重慶幹了很多年，在我媽當了她的保姆之後決定離開重慶回老家豐都去。她把我們也一起帶了回去。她雖然是個風塵女子，但卻是個心地善良的好人。她父母親去世後，被她叔叔賣到了妓院。她很同情我們，尤其是我的遭遇，就是在她的資助下我才能上得起學。作為交換，我得為她做家務，尤其是繡花。我6歲的時候就學會了繡花，而且繡得很好。如果不是遇到了這位善良的女人，我母親絕對不可能有錢供我念書。跟女主人住在一起，當她的半個家傭，看見她遭受的這些羞辱，使我在小小年紀就明自作為一個女人，我想要過一種獨立自主、有尊嚴的生活。雖然我並不知道要怎麼樣才能實現這個目標，但卻雄心勃勃，想用自己的行動和能力過上好一點的生活。

我徹底陶醉在了演出的新鮮刺激感和自己在舞台上五分鐘的名氣裏。通過這次演出活動，我和那些新老師，尤其是女性新老師，建立起了親密的關係。從她們身上我不僅學會了怎麼做好一個話劇女演員，更明白了男孩能做的事情，女孩一樣可以做。只要自己下定決定，女孩就能通過教育、就業、經濟獨立來過上自主的生活。就像是將要窒息而死的人突然呼吸到了一口新鮮空氣一樣，這些新發現使我狂熱地投身進了新生活之中。我成長在一個封建傳統並且非常壓抑的家庭裏，根本不重視女孩兒。家裏歷代人都堅信女孩子的未來掌握在他們為她找的丈夫手裏，因此在我們家，女孩子們長到12、13歲的時候，家裏就會為她們安排好婚姻，並不熱心她們是否受過教育。無論我受過多少教育，也不管我有沒有自己的生活目標，我在婚姻上的命運也已經被家裏人安排好了。剛過完12歲生日，我家人違背我的意願，讓我和一個根本不認識的、當地地主的兒子訂了婚。我又哭又鬧，堅決不同意這樁婚事，但是家人的決定卻根本無法改變。參加戲劇演出組的經歷以及和女老師們的接觸都使我感受到，只要我繼續念書，我的命運或許就能得到改變。

在1930年到1940年，巴縣人很多是每五天趕一次場，以便買賣、交換貨物。每到趕場的日子，我們都會把學校的板凳搬到集市去，一些同學就站在板凳上面對公眾發表演說，號召人們起來打倒日本侵略者。我們總是用這樣的話開頭：「同胞們，請安靜下來聽聽我們的演講。你們知道日本人正在侵略我們國家嗎？如果我們不予以反擊，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就無法再繼續生存下去了！我們就會亡國滅種！」只要有趕場的日子，我們都會到場上去向人們發表演講。當地的老百姓們也能理解和支持我們。我要說一點，在抗日戰爭時期，重慶的抗日救亡的政治宣傳做得相當有效，這些宣傳覆蓋了重慶地區廣大的普通民眾，包括周邊農村地區的人群。

為抗戰做宣傳，給了我們表現自己、公開為國家出力的機會。在「正常」情況下，一群女孩子走上街頭去唱歌演講，會引來眾人非議。然而，在我們為拯救國家的抗戰支援活動做宣傳的時候，沒有任何人敢出來指責我們。

重慶學生為難民們組織了救濟活動，我也通過唱歌和演戲劇籌錢。在學校裏我是戲劇小組的成員，我們穿著籃球運動服出力募捐。我們的所作所為，當時對很多人來說都太過激進而無法容忍。在1930年代，很多女孩兒都不敢露出自己的腿，而我們露著大腿在舞台上又唱又跳的表演，則在重慶引起了軒然大波。人們都以為我們是梅花團的，那是一個原本在上海演出的專業劇團。雖然露大腿的表演與當時當地的行為規範準則發生了衝突，但我們還是籌到了很多錢，都是為中國北部的難民而籌的。

巴縣女子中學完成了三年的學業以後，我考進了懿訓女子高中。懿訓是由於戰亂而從武漢遷移到重慶來的教會學校，女校長周御贏畢業於哈佛大學，家在武漢地區，是個有財有勢的家族。… 抗日戰爭期間，很多人，包括一些知名學者，都從淪陷地區逃亡到了四川。在重慶地區，許多著名教授曾一度只能在中學甚至小學找到教書的工作。我們學校吸引了很多曾在名牌大學任教的一流教授，我們也因此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我們學校，很多非重慶籍的老師都是政治激進分子，都支持抗戰，總是想方設法地讓我們了解中國最新的政治發展動態和抗戰進展。

我記得那時我們語文課佈置的作文題目往往都和抗戰有關。為了讓我們受到更深刻的抗日愛國主義思想的感染，老師們還引入了新的教學方法和豐富的課外活動。比如老師幫助我們設立了公眾演講課程和小組、戲劇課程和表演小組等，既豐富了我們的學習和生活，又使我們有機會更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抗戰動員活動中來。

在巴縣女子中學，我參加了很多抗戰宣傳活動。下江老師召集學生們在晚自習時間為當地農民開設平民學校，為他們上課，向他們宣傳抗戰知識，開識字班。由於我的學習成績優秀，我被老師們選去參加平民學校的晚班授課活動。我們教當地農民一些簡單的漢字，又花了大量時間向他們解釋為什麼我們要支持抗戰。在抗戰期間，我們經常在校園裏製作宣傳支持抗戰的牆報和標語。我們學校開設有手工課程，在課上為前線的戰士製作鞋子。

懿訓的老師料對待抗日戰爭的態度多種多樣。有些有意識地將當前的抗戰時事與我月的教育教學結合起來，而另一些則只是把抗戰當成是生命中的一次不幸的災難而默然接受了，很少予以關注。

我們學校的老師很多是下江人，對本地情況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們基本上是閉門讀書。加上大轟炸也沒有波及到洛磧，雖然我們都知道抗戰在進行，也沒太多過問。我讀高中那幾年真有點像住在世外桃源，每天的日程就是吃飯、讀書、睡覺。學校訂有報紙放在辦公室裏，學生如果要看報得去辦公室，但是我們都很少去。

在華中我們都住校。學習安排很正規，學習任務也很緊張。學校要求學生們專心讀書，很少組織我們參加抗戰動員活動。我們在學校的生活很簡單。我剛進校時，我們每天還有三頓飯吃。早晚吃稀飯，只有中午吃一頓乾飯，菜很少，也很簡單，基本上都是當地農村出產的時令小菜。後來，隨著抗戰的深入和物資的匱乏，我們每天只能吃兩頓飯，上午10點鐘吃一頓，下午4點鐘吃一頓，基本上是吃稀飯。

老實說，雖然我在抗戰期間也參加了很多學校組織的抗戰支援活動，但由於我家庭所突然遭受到的經濟上的變化，我更關心的是我自己的生活。我父親生意破產後，家裏的儲蓄快要用完時，他最大的願望就是我們這些子女能夠自立。我是母親生的孩子中最大的，經常感受到要幫助家庭的巨大的責任和壓力。在復且中學我的學習成績非常優秀，可以被許多所一流大學錄取。但我卻選擇了到川東女子師範大學念書，以後做一名教師。因為這裏的學費、餐費和住宿費都是免費的，而且畢業後有更好的工作機會。

抗戰期間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曾到南開中學來給我們做過講演。她講年輕女學生應該爭取自身獨立，並為婦女解放做貢獻。我當時並沒有女權意識，也不太明白李先生講的東西。…我們家窮，每天放學以後，我都要快快回家幫父母做事，沒有時間去和同學交往。我只在南開讀了一年就轉學了。有幾個原因促使我轉學：第一，南開的學費太貴，對我父母的壓力太大；第二，我自己也不喜歡南開。我覺得自己不屬於南開。南開是有錢人孩子讀書的地方，有些老師也只喜歡家裏有權有財有勢的學生。像我這樣來自無權無勢、沒有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學生經常受歧視。我自我感覺不屬於那兒。

抗日戰爭用一種特殊的方式把我們聯紧在了一起，我們中的幾位同學把這份友誼保留了一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教會學校的教育背景讓我們都吃盡了苦頭。然而，當紅衛兵強迫我們互相揭露所謂的罪行、以莫須有的虛假信息來互相誣告詆毀時，我們幾位要好的同學中沒有一個人出賣過朋友。當然，我們都為此付出過沉重的代價。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都經受了身心虐待和政治打擊。直到今天，我們五個懿訓的同學還是很親密的朋友，在戰火中建立起來的友誼已經持續了近七十年。

1939年以前，我在小學讀書。學校除了老師演過那場話劇，沒有組織我們做過抗戰宣傳。讀小學時，我們班上有三十幾個學生，只有兩個是女生。我13歲那年進了從外地搬來的復旦中學讀初中。日本人轟炸重慶，我的學校就搬到了巴縣東溫泉。東溫泉是個很偏僻的鄉下，離重慶城很遠，加上交通不方便，我們的學校遠離戰火，有點與世隔絕。所以我們一天到晚就只是讀書，反而少涉及抗戰事宜。也沒有出去搞抗戰宣傳。在初中時我學校的女生人數明顯地增加了不少，我們班共有四十多人，其中有十幾個是女生。

工作

為了躲避目本人的大轟炸，工廠建在萬縣城市外圍，離我們家有好幾里遠。每天早上我們5點鐘左右就要起床，不管天晴下兩都得把午飯打好包，在黑夜裏步行好幾里路趕去上工。我們都沒睡醒，都很害怕在黑暗裏長途跋涉，但是一想到家裏的經濟情況，想到家裏需要我們的幫助，特別是弟弟需要得到醫療救治，我們就不得不堅持忍受這些磨難。我們在廠裏的工作是給軍裝縫扣眼，一般每天都幹12到13個小時的活兒。每到完工交班的時候，我們的右手腕都痛得要死，拇指和食指都麻木了，但得到的報酬卻少得可憐。我們的工作被認為是沒有技術含量的，那些操作縫紉機的人的報酬比我們高得多。我已經記不得那時的報酬到底是多少了，工錢都是直接支付給我父親的，我們連過個手的機會都沒有。我們只知道我們的工作對一家人的生存很重要。

在抗日戰爭期間，紡織廠都只僱用未婚婦女，我們大多數都是童工，都得接受為期三個月的無薪培訓。..裕華紗廠裹的工作條件很惡劣，我們每天都要工作12個小時。工廠車間採用軍專化管理，要求工人們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工作。我們的班次是從早上6點一直工作到晚上6點，我們稱之為「六進六出」。我們是兩班倒，每個班組都得工作12個小時。每天早上鈴聲一響就得起床，洗完臉誠排成兩辨隊伍，到食堂吃飯。有個監工聚著我們，只要我們體若就一直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助。在食整裏，每张染子坐八個人吃飯，互相不能交談，誰要是達背了規定就會被罰不准吃飯。好在我們每天至少都能吃到三頓飯，到上夜班的時候還有米粥作為加餐。但廠裹的食物卻很糟糕，都是些長蟲的蠶豆、爛白菜和發響的大米。但是我們也只有吃這些，因為我們別無選擇，有飯吃已經不錯了。

1941年我從營山回到重慶以後，也被民生船運公司僱用了。民生公司僱了很多年輕人，不論男女，都畢業於中國的一流大學，如北大、清華，還有些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我在民生公司的統計局做財務分析師。在1940年代，很多中國企業都不會考慮聘用女性職員，民生公司看中了我的教育文憑，並不介意我是女的，就僱了我。盧先生崇尚以才用人，決心在公司裏建立以才德為基礎而用人的企業文化，並希望將其作為樣本供其他中國企業學習借鑒。我開始在民生公司上班後，由於日軍的狂轟濫炸，我所在的民生統計局被迫從重慶的市中心遷往了北碚。民生公司的文化氛圍很有活力，公司根據規章制度進行很好的組織和管理。與當時在重慶的其他大多數中國公司相比，民生公司很少有失職的情況發生。所有的新員工，不論是清潔工還是專家，都要集中起來參加培訓，學習公司的各項規章制度。我們被灌輸的思想是，個人的利益是和公司的利益聯紧在一起的，而公司利益又是和中國社會的繁榮富強聯紧在一起的。每個週一的上午我們都要集中起來討論近期的戰事，以及本週的工作計劃。盧作孚先生會做一個演講，激勵我們為支援抗日戰爭而勤奮工作，作出自己的貢獻。我們還高唱抗戰歌曲，盧先生也和我們一起唱。我們對盧先生樂拜到了極點，以至於我們都堅信盧先生的信念，即實業和科技可以拯救中國，我們的工作也一定會為中國戰勝日本作出貢獻。這種信念使我覺得能與這麼多優秀的大學畢業生一起工作實在是太好了，而且我也堅信我們正在為祖國的抗戰以及未來做貢獻。在民生工作的那段經歷使我精力充沛，能力也得到很大的提高，我很喜歡這份工作。我能夠學有所用，運用自己的知識為公司、為中國的抗戰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我也終於明白了為什麼學習經濟學可以拯救中國。

大轰炸

我看見二十多架日本轟炸機向我們飛來。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也沒有聽說過飛機，直到它們開始投擲炸彈的時候我才明白了它們是在幹什麼。那是一段很恐怖的經歷。重慶城襄大多數人都從來沒有見過轟炸機，很多人都跑到室外，想看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炸彈密密麻麻地從天上落下來的時候，發出了刺耳的巨響，一和地面碰撞，地面就開始地動山搖地劇烈晃動，我以為天都塌下來了。

1939年初，當目本人剛剛開始轟炸重慶時，我們都很無知，根本沒有跑。我們天真地以為我們是窮人，完全沒有任何值錢之物，日本人不會浪費炸彈來炸我們。但就在1939年4月24號日本人轟炸了我們的小鎮。…轟炸激烈的時期我們差不多每天都有空襲警報，而且只要有空襲，白天就不准燒火做飯。當時，人們認為燒火做飯的煙會把日本轟炸機引來丟炸彈。1939年和1940年日本飛機天天來轟炸合川。我們天天要跑墳場，常常整天不能吃不能喝。有時晚上都要跑。有好多次我們在外面躲了一天回來，我剛剛要做飯，警報又響了，我們只好餓著肚子往外跑。

過分的擁擠再加上日本轟炸機發出的震耳欲聾的響聲，總是把小孩子們嚇得哭鬧不停。小孩子一哭，防空洞裏的人就不耐煩，怕小孩的哭聲會招引來日本轟炸機，所以防空洞裏的人情緒都很緊張。我記得有好幾次小孩子一哭，防空洞裏恐慌的人們都憤怒地要求母親們讓自己的孩子安靜下來。有些母親沒辦法，只得用毛巾捂住孩子的嘴，有些孩子就這樣活活地悶死了。因為只有這樣人們才會允許她們待在防空洞裏3這實在是太殘忍，太可怕了！我還記得有一次空襲，我家附近的一個防空洞塌了，成百上千的人死在了裏面。

在抗日戰爭中，重慶的空襲避難所都是地道或地洞。由於帶著三個孩子，我們總是比大多數人晚半步抵達防空洞。 1939年的一個夏天的早晨，我們一聽到空襲警報就像往常一樣往防空洞跑。等我們到那裏的時候，洞裏已經擠滿了人，我們差一點就被關在門外沒擠進去。那天日本人丢的炸彈離我們的防空洞很近，不僅造成了大地的劇烈震動，連洞裏的燈都被震碎了，防空洞裏頓時漆黑一片。洞裏緊張的人們，尤其是那些在中間的人，開始互相推擠，有些還試圖往大門的方向移動。沒一會兒，黑暗中的人們就開始猛推猛擠了，孩子們開始嚎哭，女人們也尖叫起來。這樣的推擠一開始就沒有人再能讓它停下來，驚慌失措的人們只是盲目地往大門有光亮的方向擠，期間很多人都跌倒在地上，而後面的人群就踩在他們身上繼續往前擠推、移動。黑暗的地道變成了一個大規模的人擠人的暴力騷動。幸運的是我們就在門口，騷動開始後沒一會兒我們被擠了出去。好多人，尤其是女人、孩子和老人，都被推倒在地，被活活踩死了。我和我的孩子們也被這個慘狀給嚇壞了。

在抗日戰爭年月裏，我們住在一個叫雞冠石的非常貧窮的地區，那裏連一個防空洞都沒有。一旦日軍開始轟炸，我們就只能跑到附近廢棄的煤礦洞裏躲避空襲。那確實是一段恐怖的經歷，礦洞裏面積了至少一尺深的黑髒水。大轟炸的時候，我們都只能站在這冰冷惡臭的髒水裏，往往還得不到吃喝。

事實上，整個市中心都被日本人給炸毀了。為了應對如此規模的狂轟濫炸，重慶人只得自己挖防空洞。整場抗日戰爭下來，整座重慶城都被挖空了。我曾經數了一下，至少有四十個這樣的防空洞。它們在地下把整個城市的各個部分都連接了起來，你從一個洞口進去，就能從城市另一邊的另一個洞口走出來。日本人的轟炸非常精確，我都懷疑有奸細住在城裏專門為日本人通風報信。有一次，當人們剛剛跑進一個很大的防空洞，日本人的炸彈就正好落到了那個洞口，把整個洞子都炸塌了。成千上萬的人被埋在了裹面，死得好慘。好多人把自己胸口的皮都抓掉了，就為了能呼到最後一口氣。後來從這些死人身上搜下來的金戒指、手鐲、腳箍等足足裝了好幾大竹筐。

日本人開始轟炸重慶後，很多住在「下半城」的人都以為跑到長江裹去會比較安全，因為江岸很開闊，而且離日本人的主要轟炸目標—上半城的繁華中心也很遠，但他們卻不知道目本人連江上的船隻都要炸，尤其是那些裝著燃料的船。有一次，日本人把一艘裝滿煤油的船給炸了，整個江面都成了一片火海。很多逃到江裏去的人，都被活活燒死了，其中很多人還帶著裝有值錢東西的箱子。直到1950年代，還有膽兒大的人潛到江底下，搜尋當時遺留下來的那些值錢東西。

每天，一聽到空襲警報響起，我就得抱著孩子，帶著公公婆婆一起跑出去找地方躲避。巴東是個位處長江岸邊的小鎮，我們就跑到江邊，躲在懸崖下面或者沿江建的那些吊腳樓底下。和在宜昌一樣，躲空襲時我們也沒有東西吃。在白天根本不准做飯，因為炊煙會把日軍的轟炸機引到我們鎮上來。冬天，江邊又濕又冷。因為沒有足夠的禦寒衣物，我只能把寶寶抱在懷裏，和公公婆婆擠在一起，在寒風中瑟瑟發抖。在春夏天，江邊滿是飢餓的蚊群等著我們成為牠們的美味大餐。

好多次日軍轟炸完畢後，在回家的路上，我都能看見到處散落著支離破碎的屍體。有些在地上，有些掛在樹枝上。每到一處，我都能看見著火的房子和痛哭的人們。我差不多得了恐慌症，無論白天黑夜都始終處在巨大的恐懼之中，總擔心我們就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在涪陵，防空警報也總是很不準確。有時候我們剛到防空洞，它就宣佈解除危險了。然而，當我們出來正準備回家的時候，防空警報又再次響了起來，人們又只好跑進防空洞去，每天來來去去地折騰。1941年夏天，就在往防空洞來回奔跑的途中，我大兒子生病了。最初，我以為只是感冒，因為經常空襲來臨時，我都得把他們兩個熟睡的孩子從被窩裹抓出來，帶著他們迅速跑去防空洞。從溫暖的被窩到又冷又擠的防空洞，這麼突然的環境變化，加上又沒有足夠的食物和水可以吃，還要忍受持續的大轟炸所帶來的恐懼，就算強壯健康的成年人也難免會生病，更別說這麼小的孩子了。

1939年至1940年日本大轟炸期間，重慶爆發過瘧疾，很多人生病死亡。我在初中時有個同學頭天聽說她病了，第二天校方就通知我們她死了，因為她得了瘧疾。抗戰期間藥物緊張，普通百姓沒錢看病。加上大轟炸，醫院診所常常不能關門，普通老百姓沒法看醫生。瘧疾爆發後，老百姓既沒有防禦措施，也沒有治療方法，全靠個人運氣。

1941年夏，我的大兒子病了。我決定帶他去看醫生，我知道會花很多錢，但當時我想就算傾家蕩產，也要給兒子看病。哪知道我們剛剛才在去看醫生的路上，空襲警報就響了。全城人都朝防空洞跑。我也抱著兒子跟著人群朝附近的一個防空洞跑，裏面人多空氣不流通，我兒子進去後就呼吸困難。日本飛機又很快開始投彈轟炸重慶，我不能帶他出去：結果我的大兒子就在日本人轟炸重慶的過程中死在我怀里。

裕華紗廠有三個防空洞，兩個大的是給工人們的，還有一個小的是給管理人員的。管理人員的那個防空洞配備有照明和通風裝置，而工人們的則沒有。但是在1939年5月3日和4日的轟炸中，有個炸彈剛好落在管理人員的防空洞前爆炸了，經理的太太被炸傷，不久就去世了。

很多工人都是十幾歲的小姑娘。由於我們每天早上很早就要起來，我總是感覺很睏。我很喜歡空襲警報，因為警報一響我們就要往防空洞跑，然後就能在那裹睡覺了。有時我們跑到附近的農田地裏去躲空襲警報，還能偷到農民種的番茄。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是跑到附近的一個防空洞去。有一天在防空洞裏躲警報的時候，我和我一個最好朋友都靠著牆坐在地上睡著了。我們一定是太累了，以至於解除警報以後我們都還沒有醒。其餘的同事都回去開工後，工頭發現我們不在，就派了一個保安帶著槍來找我們。我突然被他的槍桿弄醒，一睜開眼睛就看見他滿臉憤怒地盯著我們。他朝我們吼著：「你們這些懶骨頭，快回去工作！」我被嚇得腿都軟了，不斷打顫。當我們回去的時候，活兒都堆起來了，我們只得一直加班到把活兒幹完為止。

1939年5月的轟炸之後，市政府派出警察，對市內違法搭建的易燃棚子和房子進行強拆。在抗戰期間，我們根本沒有錢去租房子，更沒有錢按照政府發佈的最低防火要求來建個住所。於是我們加入了其他上干個貧困家庭，成為了城裏的「游擊居民」，我們經常在某個地方違法搭建一個竹棚子來居住，直到被警察發現、驅趕為止。之後，我們又在另外一個地方重新搭建一個棚子。就這樣，我們不停地跑，不停地換地方，像流民一樣誠惶誠恐地過日子。那真是一段痛苦的生活。

孤儿

僅在重慶，1941年在市政府登記的婦女組織就至少有40家。抗日戰爭期間有至少三家全國性的婦女組織，吸納並認可來自所有政治黨派的婦女。這三家組織是：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日戰爭將士總會、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以下簡稱「保育會」）和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新運婦指會」）。更重要的是，這三家婦女組織都在動員中國婦女支援抗日戰爭及提高國統區婦女生活水平的運動中，扮演了領導角色。這三個組織的總部，都在重慶成為戰時陪都以後紛紛遷移至此，它們的負責人同時還兼任其他抗日戰爭時期婦女組織的領導職務。這些婦女領導人包括：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著名女律師及第三黨派領導人史良，以及馮玉祥將軍的妻子、教育家、基督教全國婦女總會領導之一李德全等。

母親就把我帶到了臨江門的一個難民兒童保護中心。這個中心不是保育會之家，而是收容那些還沒有被送到保育會去的難童的過渡中心，中心的主任是個美國人。在這裏，所有長得好看點的女孩兒都被安排睡在樓上的房間裏。副主任是個年輕的中國男人，他在晚上經常到房間裏來調戲那些女孩兒。有一天晚上他又來了，正要去碰一個女孩兒的身體，那個女孩兒嚇得尖叫起來。這引起了主任的注意，從那以後副主任就沒有再來過了。儘管那時我還太小，還不明白性虐待是什麼，但因為住在這裏的那些年齡大一點的女孩兒在晚上都非常緊張，我也很害怕天黑以後在這裏睡覺了。

在中心裹，我們都得幹活兒，而且每天只能吃到一頓飯。大一點的男孩在碼頭上當搬運工，女孩就在街上替人擦鞋。我每天都跟著一隊小女孩去一家上海理髮店門前擦鞋。由於我太小，顧客都不願意讓我擦，大一點的孩子就決定讓我去拉客，並且在他們為鞋子上油以前把鞋子上的塵土清洗乾淨。他們收到客人付的錢後，就到附近的雜貨商店去買吃的，分一點給我。每天中心都把附近餐館吃剩下的殘羹冷炙拿回來熱一下給我們吃，那就是我們每天唯一的一頓飯，每人能分到一碗，伴著一小根有芥末的醃辣蘿蔔吃。剩下的時間，孩子們都得自己找吃的。對於像我這樣的小孩子來說，由於無法賺到錢來買食物，我們就合起伙來到除近的滴店去偷來西。過常由一個人去引開店員的注意力，其他的人就去偷吃的。

我們到達兒童保育院的時候，是下午的午休時間。這裏很安靜，主任在抽水煙。她的名字叫趙君陶，是李鵬總理的母親。在第三保育院，她被稱作「趙媽媽」。抗戰時期，保育會保育院裏的孩子們都稱女教師和管理員為「媽媽」。自從我母親去世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媽媽了，而她們待我確實就像媽媽一樣。趙媽媽看見我們的時候，被我們一身煤灰的樣子驚呆了，立刻讓人帶我們去找這裏管生活的陳老師。陳老師給我們洗了澡，換上了乾淨衣服，還帶我們去廚房吃了點東西。廚師為我們炒了蛋炒飯，還做了豬肝湯。那是一頓讓我在餘生中都永遠無法忘懷的飯。我已經很久沒有吃到過這麼好吃的東西了，我們三個孩子狼吞虎嚥地吃完，還把碗都舔乾淨了，就像剛洗過一樣。後來趙媽媽看見我們，意識到我們嚴重營養不良，就讓陳老師把我們列入特別營養計劃裏。在這個計劃裏的孩子，每天都能優先吃到一碗豬肝湯和一滴美國捐贈的魚肝油，這種待遇可以享受三個月到一年。由於我實在太過瘦小，與年齡極不相稱，因此足足享受了一年的特殊待遇。

從1939年到1945年我都待在這個兒童保育院裏。在這裏我們都有一套系統的受教育計劃，接受全日制課程教育，還要輪流參加手工勞動。小一點的孩子就和大一點的結成對，一幫一，一起做雜務，一起學習。保育院裏的每個人都得為這裏的持續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趙媽媽還帶著大孩子們去附近的煤礦買做飯用的煤，並把煤背回來。我們自己種植蔬菜，自己料理菜園子，還自己養豬。我們自己用茅草搭建起宿舍和教室，還修建了自己的運動場。在這裏的每個人，不分年齡，不分性別，都得為我們自力更生的生活作出自己的貢獻。

自打抗日戰爭爆發以來，我就是在第三保育院才第一次每天能吃上三頓飯。早上我們喝米粥，吃蠶豆，午餐和晚餐都能吃上蒸熟的自米飯，我高興極了。這裹的學生來自中國的各個地方，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來自湖北。我剛到這裏的時候，這裏還有一些男孩。漸漸地，這些男孩都被轉移到了其他的兒童保育院，這裏就成了專門收養女孩的地方了。每天晚上我們都要開學習小組會，對一天的活動進行總結和回顧。我們還要做自我檢討和自我批評，學會自我發展。這使我們從很早開始就學會了要自立自強，要對自己的生活負責。

1945年中期，第三兒童保育院和歌樂山上的第一兒童保育院合併了。第一兒童保育院是由保育會的董事會直接管轄的，也是保育會的面子工程。不論是國內還是國際人士要來參觀保育會的兒童保育院時，都是選擇第一保育院作為參觀對象。很多外國人都來參觀過，其中包括印度總理。正是由於它的特殊地位，這裏的生活比我以前待過的任何一個兒童保育院都要好很多很多。在這裏，我們能用上美國產的羊毛毯子、銅器，穿上用羅斯福布料做成的制服，女孩們還能穿上花布裙子。蔣媽媽（宋美齡）來看了我們很多次。她喜歡到保育院來做突襲視察，確保捐給難民兒童的錢財和食物沒有被官員、管理員和工作人員們貪污挪用。每次她到我們這裏來，總是對直走進我們的臥室和飯廳，去查看兒童們是否得到了應有的食物和衣物。我相信正是由於她的突襲檢查，我們才會在這裏得到這麼好的照顧。

政治

雖然懿訓是所教會學校，在抗日戰爭期間所有的主要政治團體都試圖在重慶建立自己的影響力，懿訓也不例外。母親不准我加入任何政治組織，叫我好好讀書，所以我只參加了基督教學生組織的活動。我記得有一次，在學校食堂的飯裏發現了一些玻璃碎片，國民黨的青年組織三青團控告說是共產黨幹的，還要求學校管理層打擊共產黨在校園裏開展的活動。另一個事件是，有個「生病」的學生老是待在寢室裏，並趁其他同學都在上課的時候搜查她們的東西。之後這個學生被查出來是個國民黨特務，她要找出證據資料揭露校園裏的共產黨的地下黨成員。 1949年以後我們才知道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們學校確實有共產黨的地下黨組織，但我當時並不知道這些情況。

我能夠從小上學讀書是和我哥哥們的幫助分不開的。我的幾個哥哥都受過新式教育，特別是四哥是個中共地下黨員，思想很開明。他們年紀都比我大很多，我是家裹唯一的女孩，他們處處照顧我。我母親思想本來並不開明。我6、7歲時，母親要我纏腳。她把我的腳用布帶子纏起來後，我痛得大哭大叫。我的哥哥們看見後就拿把剪刀把我的裹腳布剪掉丟了，還一起說服了我母親讓我留天足。我媽認為女孩子讀書無用，要我從小在家學繡花、做鞋，但是我哥哥們一致認為我應該上學讀書。他們告訴我媽，做什麼鞋啊，小妹讀書後自己掙錢買鞋穿！我媽本來想把我嫁給一個大地主的兒子，也是我哥書們出面反對，我才可以繼續上學讀書，而沒成為地主老婆。

因為我父親是個區長，學校認為我值得信任，就委派我做了學生幹部，主要負責監察學生們的校園生活。學校分配給我的職責之一，就是協助一個副主任監察學生們的可疑活動。如果發現可疑活動，馬上向學校當局匯報。學校要查看所有學生的信件往來，查看之後再由我將這些信件送到各個宿舍。他們懷疑有些學生是中共地下黨成員，想通過搜查信件發現並抓住他們。

我沒有出去參加任何支持抗戰的活動，聽說蔣夫人和其他人在重慶婦女界籌款，我也沒有去參加任何一場集會。我既沒錢拿去捐，也沒時間參加這些活動。這並不代表我不恨日本人，也不是我不愛我們的國家；只是對於我們這些普通人來說，我們得靠自己努力工作，才能在戰爭中生存下去。

成為家庭主婦以後，我投入很多時間參與抗戰動員活動。盧作孚先生對支援抗戰的投入，使得參與抗戰動員活動成了北碚的時尚。我婆家的社交圈子對支持抗戰動員活動都很積極熱心，甚至還捐了一大筆錢為重慶的空防辦公署買了一架飛機。我也代表婆家參加了很多抗戰動員的募捐活動，還通過提供住處及資助財物幫助了很多難民解決困難。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們也經歷了很多次日軍對北碚的轟炸。但與大多數重慶人遭受的痛苦相比，我們所受的苦難要小的多。由於我婆家很富有，即便是在抗戰時期我們也能過上比較好的物質生活。

儘管在抗戰期間，重慶地區的人們對抗戰的支持都很熱烈，但女人要在公共場所裏從事與抗戰相關的工作卻並不那麼容易。我們的工作要求我們走訪抗屬的家庭以及當地的政府辦公室，每天都要在街上拋頭露面，和許多人接觸。雖然我們得到了抗屬們的讚賞和認可，感到頗為滿足，但也常常遇到麻煩事。首先，由於我們與中共的關係，我們總是被警察監視，經常遇到政治上的麻煩。其次，作為年輕女性，我們還時不時地被那些男性政治流氓騷擾。

1930、40年代，我們加入中國共產黨時都很清楚，組織是不會提供生活來源的，我們得自己想辦法養活自己。我從來沒有從中共地下黨組織那裏得到過報酬，都是用家裏的錢資助我的地下工作活動。… 我拒絕回去今我不願意回鄉下過愚味無知的生活，於是我家裏切斷了對我的經濟資助，我便在一家工廠裏找了一份工作。雖然家裏不再資助我，但他們在貴陽還是有很多生意的。只要他們到這裏來做生意，我就會去找他們「借錢」。我知道他們都很要面子，肯定都會借錢給我的。我從家裏得到很多錢，大多數時候都是交給了組織，並不是自己花掉了。

1941年，黨組織讓我離開學校，到城裏去建一個地下聯絡站，要求我和一個男人假扮成夫妻住在一起。我對攜組織的命令都是絕對服從的，從來沒有想過要質疑它的權威。那個男人假扮成商人，每天都要外出工作。雖然他是我的助手，但是對外我只是他的妻子。他装作在和百貨公司做生意，每天晚上回家後都要裝著發出打算盤的聲音，大談生意上的事情。我則裝作一個家庭主婦，大多數時間都待在家裏。我的工作就是為地下組織裏的直接聯紧人傳遞信息，我們還有一些秘密暗號，我總是在窗簾上打一個紅色小補丁，如果情況有什麼不對，我就把那塊紅色補丁取下來，警示同志們不要來。

我在中共地下聯絡站的地位使我與很多重要共產黨領袖建立了聯繁。在抗戰期間，物資短缺和高通貨膨脹使得我們在重慶的生活變得異常艱難。我在糖果店裏工作的時候，經常偷糖果出來給同志們吃。儘管我們的日常食物都只是清稀飯和素菜，但還得裝成是過著相當舒適的生活，因為我「丈夫」應該是一個成功的商人。我們買了一些豬油，將它放在顯眼的地方，但卻從來捨不得吃，僅僅是用來當做擺設。我們還放了一些漂亮的空糖果罐子在桌櫃上，這樣，如果有人到我們家來，就能看到這些罐子，有利於我們繼續偽裝假身分。很多鄰居都在屋外的院子里做飯，為了不引起她們的懷疑，我都是在家裏做飯，不想讓她們看出我們實際上每天都是吃白素菜。有時我們的同志到家裹來，我還裝作是在舉辦宴會的樣子，大聲喧鬧地打麻將，這樣我們就能談論工作而不用擔心被鄰居聽見了。有一次一個共產黨領導（董必武）到家裏來，看見了桌櫃上的豬油。他說：「你們還有這個啊？我們都已經有一年多沒有吃過油了！」於是，我把那點豬油給了他。

我的工作性質使我抗戰期間在重慶過著相對孤立危險的生活，從來沒有跟任何親戚朋友聯繫過。我必須保持低調才能保證地下黨組織的安全。我和黨組織也是單線聯繫，我直接向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報告。我的上級是周恩來夫婦的助手張曉梅。1940年到1945年期間，我從來沒有離開過重慶，甚至在多數時間裏，我連家門都沒怎麼出過。1943年，我暫時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因為張曉梅沒有通知我就回延安去了。整整三個月時間，我都在想辦法與黨組織重新取得聯繫。要命的是我的錢也用完了，生活面臨巨大的困難。在這三個月裏，我每天都只能吃兩、三個小米糕。我的組織關係對我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我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想失去在黨組織裏的關係。最後，鄧穎超找到了我，重新安排我去中共創辦的新華書店工作。

我以前是個非常幼稚天真的人。自從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組織，我就將它放到了我的個人生活之上，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自己的幸福和私人生活。抗日服爭時期藏組纖有個規定：維織裏的男性可以和組皱外的女性結婚；但組纖襄的女性卻不能和組織外的男性結婚，因此我一直都很害怕與男性接觸。在抗戰期間我曾有過一個男朋友，我們的關係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就結束了，就是因為他不是地下黨組織的成員。最後黨組織為我安排了一門婚事，事實上我是被黨組織逼迫著結的婚。那事發生在抗戰結束之後，那時我正被安排到新華報社去工作。我的未婚夫也在那家報社工作，他是周恩來的一個助手。我的婚事完全是黨組織的吳玉章安排的。吳玉章在四川是個知名人士，參加過辛亥革命，還做過四川共產黨的總書記。我對這門婚事非常非常不願意，但我們都接受過訓練，要對黨組織絕對地服從，要為黨犧牲我們的生命。於是，我屈服了。就跟傳統的包辦婚姻一樣，我們從來沒有交往、戀愛過，甚至在婚禮之前我和他只草草見過一面。在婚禮當天，我是最後一個到的人，客人們都到了我還沒去，因為我對這樁婚事真的是一點也不情願。黨組織安排了一頓簡單的便飯，就算是給我們辦了婚宴了。看見了吧，我的生活就是這麼簡單，我其實也沒做什麼。

抗战胜利

抗戰時期，大量下江人湧入重慶。很多下江男人和重慶本地女人結婚，結成本地人說的「抗戰夫妻」。但是1945年抗戰結束後，許多下江人陸續回到自己的家鄉，把他們的老婆拋棄在重慶。

1945年秋，我回到學校時，發現下江同學們個個都興高采烈。政府為她們每人都發放了返家經費，而對於我們這些當地人來說，抗戰的結束並没有對我們的生活帶來多大的改善。對一些本地人而言，抗日戰爭的結東意味著經濟更加艱難的時代到來了。隨著國民政府和數十萬下江人陸陸續續搬離四川，當地許多人都失去了他們的租金收入來源；因抗日戰爭而在重慶建立的政府機構和工廠有大量人失業。

抗戰時期，下江人的到來對我們汪家在重慶的生意有很大的影響。我公公在抗戰以前和期間做銀行生意。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以後，許多國有銀行如中央銀行，還有上海、武漢的私營銀行都隨之遷來重慶，對重慶本地的銀行業造成很大的衝擊，加之抗戰時期物價飛漲，生意不好做。抗戰一勝利，很多下江企業大舉回遷，我公公銀行的貸款資金收不回來，銀行生意就是因為抗戰勝利而垮了。道就是重慶人說的「倒勝利霉」。

那時我們的希望就是抗戰結束後能夠回到武漢老家去。但是，等到1945年抗戰終於結束的時候，我們才發現，回武漢去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首先我們沒錢回去，即使回去了也沒有房子住，也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家了。於是，我們便留在了重慶。